1、从东汉到宋朝的佛经翻译，代表人物：玄奘、晋代道安、苻秦的鸠摩罗什。
从两汉至唐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糅合。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入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天文、算术乃至语言在我国都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还是以传播宗教为主。
2、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
那时由于对外交通的需要，创立了四夷馆，培训翻译人才。明代末期，西学东渐，翻译工作更活跃起来。但此时翻译的方向已完全改变，不再是印度的佛经，而是欧洲的天文、几何、医学等方面的典籍，中国翻译史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代表人物：鲁迅、严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识之士痛感学习西方之必要，翻译活动又逐渐兴起，在中国翻译史上形成又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
扩展资料：
由于时代不同，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这三个字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其原因在于：作为翻译标准，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更为重要，而“信”与“达”二者之中，“信”尤为重要。
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这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是旧瓶装新酒，一些人已赋予这三个字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但总而言之，严复对我国翻译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
参考资料：
东晋佛教的南方佛教
同时南方东晋地区的佛教，以庐山的东林寺为中心，主持者慧远。慧远（334—416）早年于儒道学说都有根柢，后从道安出家，对般若性空深造有得。道安入关，分散徒众。慧远在庐山东林寺，率众行道，并倡导念佛法门。他以江东于禅法无闻，律藏也残缺，令弟子法净、法领等到天竺去寻访。一听到罗什来长安，便致书通好，并就大乘的要义往复问答（后人集为《大乘大义章》），又节录罗什所译《大智度论》为《大智论抄》。他还请佛陀跋陀罗和僧伽提婆等从事经论的传译，对佛教各方面均发生很大的影响。其弟子有慧宝、法净、法领、僧济、法安、昙邕（先曾师事道安）、僧彻、道汪、道祖、慧要、昙顺、昙铣、法幽、道恒、道授等。东晋时代南方佛教的中心，还有建康道场寺。建康是东晋王朝的首都，佛教又为当地一般士大夫所崇尚，所以那里佛教非常隆盛。如佛陀跋陀罗、法显、慧观、慧严等都以道场寺作根据，宣扬佛教。佛陀跋陀罗（359—429），迦维罗卫（今尼泊尔）人，于禅法、律藏都有心得，先到达长安，住在宫寺，教授禅法，门徒数百人，名僧智严、宝云、慧睿、慧观都从他修业。他常和罗什共究法相，咨决疑义，后因和罗什见解相违，引起双方门徒间的龃龉，被罗什的门人所摈，只得和慧观等四十余人南下到庐山。随即应慧远之请，译出《达摩多罗禅经》。
他在庐山一年多，更转到建康，住在道场寺。义熙十四年（418），和慧义、慧严等百余人，传译法领在于田获得的《华严经》梵本，经过两年，译成五十卷（后世作六十卷）。又和法显译出《摩诃僧祇律》等。慧观（？—453）先曾师事慧远，既而听说罗什到了长安，就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当时罗什称赞他说：“通情则生（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难则观（慧观）、肇（僧肇）
第一。”后来跟随佛陀跋陀罗南下，辗转去到建康，住道场寺。昙无谶所译大本《涅盘》传到建康时，他参与慧严、谢灵运等的修订。所著有《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等。他又立“二教五时”的教判，把释迦如来一代的教法大别作顿、渐二教，在渐教内更开作三乘别教、三乘通教、抑扬教、同归教、常住教五时。
此是中国判教的嚆矢，后来南地的教判，多半拿它来作根柢。慧严（？—443）三十岁时到长安从罗什受学，和慧观同为什门八俊之一，后来回到建康，住东安寺，所著有《无生灭论》和《老子略注》等。
此时佛徒间更有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兴起，就中以法显的成就为最大。法显常慨叹律藏的残缺，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和同学慧景等四人从长安出发，往天竺寻求戒律，阅时十一年，经过三十余国，在中天竺巴连佛邑，获得《摩诃僧祇律》、《方等般泥洹经》等梵本，更泛海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停留了两年，又获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和《杂藏》的梵本。然后，经南海回到青州长广郡界，更南来建康，就佛陀跋陀罗于道场寺，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六卷等，又自撰《佛游天竺记》一卷。和法显同时求法天竺的，有智严、宝云。智严（358—437？）到罽宾，从佛大先咨受禅法，后请佛陀跋陀罗一同东归，晚年更泛海重到天竺，归途在罽宾逝世。宝云（376—449）历游西域诸国，广学梵书，博通音训。在法显西行四年后入竺的，有智猛（？—453），于姚秦弘始六年（404）和昙纂等十五人，从长安出发，行经罽宾、迦维罗卫，到阿育王旧都华氏城（即巴连弗邑），和法显一同在婆罗门罗阅宗家里获得《大般泥洹经》梵本。以上诸人回国后都曾翻译一些经典，留下著述，作出了不同程度的业绩。
东晋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元帝（317—322）、明帝（323—325）都以宾友礼敬沙门，元帝又“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明帝也“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辩正论》卷三）。习凿齿《与释道安书》中并说明帝“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由于佛教收到崇尚，至咸康五年（339），庾冰辅政，代成帝诏令“沙门应尽敬王者”，尚书令何充等以为不应尽敬，使礼官详议，主张不一，往复三次不能决，于是搁置。后来隆安中（397—401），太尉桓玄又重申庾冰之议，慧远便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其时朝贵亦致力宏护。建康的佛教，乃盛极一时。又东晋初期，名流相继避世江东，玄风也跟着南渡，从而长于清谈的义学名僧竺潜、支遁都为时人所重。竺潜（又作竺道潜，286—374），于《法华》、《大品》有深入的了解，永嘉初（307顷）渡江，为元、明二帝及丞相王导、太尉庾亮所尊重，后来隐居剡山三十余年，宣讲《方等》及老庄。哀帝时，应召重到建康，于宫内讲《般若》。他的学说，世称为“本无”义。支遁（314—366）研钻《道行》、《慧印》等经，出家后，在吴（今江苏吴县）立支山寺，后又入剡，住在卬山，晚年又到石城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北）立栖光寺，游心禅苑。撰有《庄子内篇注》、《即色游玄论》等。哀帝时也召他到建康东安寺讲《道行般若》。他的学说，世称为“即色”义。当时名流郄超、孙绰、王羲之等都和他交游。他晚年在山阴讲《维摩经》时，许询为都讲。又当时名流的撰述，现存的有孙绰的《喻道论》载《弘明集》卷三），郄超的《奉法要》载《弘明集》卷十三）等。
东晋时代南北两地的佛典翻译，作出了许多超越前代的业绩：
其一是《阿含》、《阿毗昙》的创译。苻秦通西域,先后来了西域昙摩持、鸠摩罗佛提，天竺昙摩蜱，罽宾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兜(佉)勒（吐火罗）昙摩难提等人。僧伽跋澄于建元十七年（381）到长安后，先后择出《鞞婆沙论》、《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僧伽罗刹所集经》等，为《毗昙》的创译作出了贡献。其中《鞞婆沙》的翻译，由道安主持、对校，还为之作序。其次，昙摩难提于建元年中（364—389）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等，是为大部阿含的创译，也是由道安与法和加以考证,道安并作了《增一阿含经序》。同时僧伽提婆和竺佛念一同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道安也参与校定并作序。既而提婆南渡，慧远请他到庐山，于东晋太元十六年（391）译出《阿毗昙心》和《三法度》两论。隆安元年（397），更到建康，讲述《毗昙》，冬天又和罽宾沙门僧伽罗叉重译《中阿含》、校改《增一阿含》等，这就是现存之本。另外，道安曾在苻秦建元十八年，请鸠摩罗佛提（童觉）口诵《四阿含暮抄》梵本，佛念、佛护替他翻传。后来佛念又于姚秦弘始十四年（412）为佛陀耶舍传译《长阿含经》。佛念世居西河，精通梵语，传译了不少经籍，世称他为苻、姚两代译人之宗（《出三藏记集》卷十五）。
其二是大乘重要经论的译出。这主要是当时译家罗什的劳绩。罗什从弘始三年到十五年共十二年间译出经籍有七十四部（现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经论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金刚经》、《维摩经》、《弥陀经》、《弥勒下生经》、《首楞严三昧经》、《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庄严经论》、《成实论》、《坐禅三昧经》等，大都对于后来佛教义学发生巨大的影响，而发展有各种学系与宗派（如成实师、三论宗、天台宗等）。其次，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六十华严》为后来贤首宗根本所依的经典。
其三是密教经典的译出。西域帛尸梨蜜多罗，于西晋怀帝时（307—312）东来，正碰到永嘉之乱，于是渡江，住在建康建初寺，于东晋元帝时（317—322）译出《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经》、《大灌顶经》等。
其四是律典的译出。在印度流传的五部广律，此时先后译出《十诵》、《四分》、《僧祇》三部。初译《十诵》的，是罽宾沙门弗若多罗。他于弘始六年（404）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作华言，刚译到一半，而多罗圆寂；次年（405），西域沙门昙摩流支来长安，诵出其余部分，罗什又为翻译，两共五十八卷，《十诵》一部于是具足。又其后一年（406），罽宾沙门卑摩罗叉来到长安，他在罗什圆寂后，重校《十诵》译本，把最后一诵改作《毗尼诵》，并译出《十诵律毗尼序》，放在最末，合成六十一卷。这就是现行的《十诵律》。其次，罽宾沙门佛陀耶舍，于弘始十二年（410），诵出《四分律》，竺佛念翻译，到弘始十五年（413）译成六十卷。以后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在建康，和法显一同译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这些译本即为后来研习律学者的根本典据。
鸠摩罗什所译经典，与玄奘所译经典有何不同
在鸠摩罗什所译的佛教典籍中，《摩诃般若经》和《小品般若经》分别是以往大小品《般若经》的重译，其他大部分佛典也贯穿着大乘般若思想，其中最富有理论色彩的是印度大乘空宗即中观学派的基本理论著作《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以及《大智度论》。这些译著继承和发展了大乘般若学说，对“诸法性空”等理论作出新的系统的解释和论证，这在后来的佛教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 译经概况
在短短的十数年中，鸠摩罗什共译出经论，据《佑录》为35 部，294 卷，《开元录》列为74 部，384 卷。据近人研究，现存39 部，313 卷。他的著作有《实相论》（已佚）、《答王稚远十数问》（已佚）以及《大乘大义章》、《维摩诘经注》等。据说还作过一些诗。他的译籍偏重于大乘空宗的范围，其社会影响极为深远，他的译著大部分成为中国各个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象大、小品《般若经》和《维摩诘经》等，为当时的玄学和般若学所重视，《阿弥陀》、《弥勒》等经，为东晋起始的净土家供奉；《成实论》成为南北朝时期佛教入门手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则是隋唐时期三论宗的理论基础；《法华经》为唐代天台宗所宗；《十住毗婆沙》为华严宗看重；至于《金刚经》几乎家喻户晓，成为唐中期禅宗的主要经典。其它诸如对大小乘禅法和戒律的介绍，也都很有影响。
罗什本人不单纯是佛经翻译家，也是一个佛教理论家。他的翻译，集中在他所尊崇的由龙树、提婆创始的中观派学说上。中观派学说是对大乘般若经类的进一步发挥，也是罗什本人的信仰。用以解释《大品般若经》的《大智度论》，是他在龙树的原著基础上作的译本，汉文一百卷，它是罗什最具有代表性的译著。据僧睿记载，罗什即“常仗兹论（指《智论》）为渊镜，凭高致以明宗”，南方的佛教领袖慧远也极端重视，他说，自己在读《大智度论》的时候，是“一章三复，欣于有遇”，并作《大智论抄》二十卷。罗什的《大乘大义章》，主要是解答慧远关于《大智度论》的若干问题而集成的，从中突出地表明了他的独特的见解。《中论》原是颂体，龙树著，罗什的译本则带有青目的注释。据僧睿说，青目“其人，虽信解深法而辞不雅中，其中乖阙烦重者，法师（指罗什）皆裁而裨之” ，就是说，罗什也是作了增删的。《中论》的语言精炼，逻辑性强，《大智度论》中的哲学思想，基本上被凝结在这里。其它象《诸法无行经》等，是对小乘学说的集中驳斥，为般若中观思想开路；另译有《龙树传》、《提婆传》等，则是介绍他的师承关系。对于大小乘中其它极有影响的经籍，象小乘中的《阿含》诸经，大乘中的《涅盘 》、《华严》等，罗什或因其同属大乘而未予深论，象《十诵律》则由于罗什内怀渐德，不便发挥；也有些译经，如《华严》的《十住经》、《十住毗婆沙》等，多半是应人所请，与他人共译的。
鸠摩罗什的译文，有很高的质量，在佛经翻译史上，代表着一个新的水平。相对于此前的翻译，他的译文流畅，表达清楚，易为中土人士理解，并纠正了旧译的许多谬误。这一点，僧睿的《大品经序》、《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讲得很具体。僧肇就《维摩诘经》的翻译说：
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尽环中，又善方言，时手执胡文，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 于兹显然。
这说明罗什的态度严肃认真，加上兼通胡、汉语文，精通般若理论，所以能很准确地表达原文经旨。在文风上，则达到了“文”、“质”的统一。这样的评价，已被历来的佛教史学家们所乐道。梁僧佑还认为，罗什“能表发挥翰，克明经奥，大乘微言，于斯炳焕。”
但是，仅就罗什译文的忠实可信来说，问题仍然不少。在参与罗什译场的著名弟子中间，就很有些意见。例如僧睿，他在充分肯定罗什译文之超越于旧译的同时，也还指出：
法师于秦语大格，唯译〔识〕一法；方言殊好，犹隔而未通。苟言不相喻，则情无由比；不比之情，则不可以托悟怀于文表，不喻之言，亦何得委殊途于一致？理固然矣。进欲停笔争是，则校竞终日，卒无所成；退欲简而便之，则负伤手穿凿之讥，以二三唯案译而书，都不备饰 6。
这是说，罗什的汉文并不精通，所以某些译文，虽经反复推敲，连笔受者也还不知所云。他特别指明《思益梵天所问经》中译为“思益”一名的谬误，认为这一名词的翻译，远远不如竺法护在同本异译《持（是“特”之误）心梵天所问经》中译为“特心”的准确 7 。僧肇也有类似的意见，他在《百论序》中说，罗什“常咏斯论（《百论》）以为心要。先虽亲译而方言未融，致令思寻者踌躇于谬文，标位者乖迕于归致。”说罗什的“亲译”是“谬文”，致使解者“乖迕”于原文的宗旨，批评得相当尖锐了。以后由姚嵩出面，
集理味沙门（指佛教义学家），与什考校正本，陶练复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宗致划尔无间然矣 8。
所以现行的《百论》，实际上是一个译经集团的产物。
鸠摩罗什对自己的译文，也不甚满意。罗什每为（僧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
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 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9。
这是从文体的形式上讲的。对比竺法护的同本译籍可以看出，罗什译本对于经中“偈颂”即有大量删节，“长行”行文也精简了不少，所以比之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在篇幅上要小一些，保存的原本面貌，也要少一些 10 。象《大智度论》，若按原文译出，“其文将近千有余卷”，而“法师以秦人好简，故裁而略之”，即令存之一百卷11 。
总的说来，罗什的译文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不论长处和短处，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罗什本人的水平上去。一般地说，这是反映了民族风格上的差别，如天竺重文藻，喜咏反复叹，汉文化则好简明，厌繁杂；但更深一层的原因，仍在社会历史方面。
罗什的译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出面组织起来的。从《大品经序》、《小品经序》、《维摩诘经序》、《自在王经序》、《法华经后记》、《成实论记》、《百论序》等，都可以看出，他的翻译，不可能不受到秦王室的影响。译场规模庞大，“于时四方义士万里必集” 12 ，仅聚于罗什门下讲肆的，号称二千；参与译场的义学沙门，从五百人到一千二百人，其中著名的佛教学者亦有十数人。他们有的供谘询，有的同研讨，有的作笔受，熙熙攘攘，对罗什的翻译，实际上起着制约的作用。按僧睿的说法，听讲者“无不竭其聪而注其心，然领受之用易存，忆识之功难掌” 13 ，所以即使按罗什讲授记录的经文，也很难免掺进笔受者的“忆识”进去。不难设想，罗什的译籍的译文，本质上仍是适应于当时关中地主阶级的社会要求。罗什的影响之所以特别巨大，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罗什的门下，义学名僧辈出，他们大都各有独立见解，并有独立活动能力，与当时南方庐山的慧远僧侣集团遥相呼应，左右了全国的佛教理论界。他的译籍，被称为新译，基本取代了此前的旧译。从此开始，中国佛教内部即酝酿宗派分化。
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鸠摩罗什（344 ~ 413 ）、真谛（499—569）、玄奘（602～664）。鸠摩罗什文笔华美，达意而雅致，所译《金刚经》版本流传最广；玄奘法师侧重逐字翻译，尊重原典，《心经》流畅简洁。天竺僧真谛于南朝战乱中翻译不辍，重原义。天竺罗什中文强于大多国人，唐人玄奘梵语讲得比罗什好。
译经方面，鸠摩罗什重意流畅，文采斐然，具有开创性，玄奘重原著，均符合时代要求 。但文化影响上，就对中国佛教传承而言，鸠摩罗什开创，玄奘进一步开拓，但就佛教传承而言，罗什影响力大，离开西域不远千里来中原传教，令人敬佩。
一、译经数量
罗什的译经总数有两个说法依《出三藏记集》卷二载，共有三十五部，二九七卷；据《开元录》卷四载，共有七十四部，三八四卷。而玄奘法师译经总量在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玄奘法师要多不少。当然这跟玄奘法师带回来的佛经很多有关，法师带回来约357部经典，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取经者。
二、译经质量
在译经史上，罗什和玄奘的分歧是巨大的，并且是影响深远的。
罗什重意，重文采，即达意而雅致，其所译经文文笔华美，特别针对中国读者使其能读得懂看的明白。这其实是罗什考虑了当时中国的特点而量身定制的翻译方法；然而这种翻译方法实际是对原典进行来再创作，而翻译作品是否达意是否符合原意，取决于翻译者的水准。罗什出错，经文就会出错。事实上罗什会出错吗？就像玄奘法师指出的那样，罗什把观自在菩萨的名号就译错了，当然这是个巨大的话题，这里就不说了。当然大多数情况下罗什的翻译是优秀的。
玄奘法师对罗什法师的翻译方法是不认同的，严重的不认同。当然这和唐朝时佛教初步普及，信众接受能力增强有关。玄奘法师就是因为看过去所翻译的经典无法解决自己的难题才取经去的，所以一旦玄奘取回了经典，一定是会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的。也就是说玄奘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后人若是看经文的时候不会怀疑是经文翻译的不准确而无法解决疑难。所以玄奘提出的翻译原则是逐字翻译，尊重原典。以严复先生说的信雅达的标准来说，玄奘法师首重信的原则。
平心而论，很难说那个翻译的好那个翻译的不好，我觉得两位都是在当时的环境下选择了最合适的翻译原则与方法。
但是呢，从结果说，显然是玄奘法师的翻译原则更普适些。
三、文化贡献
我们能看到佛教和道教有好些名词是共有的，这实际是魏晋时期佛经翻译留下的后遗症。当时佛教初入中土，时人喜欢用道教和其他玄学的概念和名词去套佛经，这个称为格义，殊不知其间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所以罗什完全摒弃了格义这种做法，费尽心思创立了许多佛教专有名词，这样就避免了佛教和中国本土玄学由于共用名词给学者带来的混淆，这一点上罗什简直是了不起。而罗什的中文造诣在译经中的表现，说严重点对整个中国的文学都是有影响的。
玄奘于唯识的贡献就不用说了，创立法相宗，弘扬唯识学派。不过，法相一脉有些过于曲高和寡，不容易被国人接受。这个在印度被大乘佛子尊为大乘天，被小乘佛子尊为解脱天，这个就不多说了。尽说《大唐西域记》一书，在现在根本是被中亚印度学者视为是照亮这个地区历史的明灯。应为这些地域是没有明文正式记录历史的习惯的，无论是谁研究这个地区历史和文化，都绕不开这本《大唐西域记》。
罗什译经:
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攻伐后凉，亲迎罗什入长安，入逍遥园西明阁，以国师礼待，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请罗什主持译经事业。尔后十余年间，罗什悉心从事译经和说法。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在弘始四年至十五年期间，译出经论35部，294卷。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首楞严三昧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及《十诵律》等。所译经典极为广泛，重点在般若系的大乘经典和龙树、提婆一系的中观派论书，内容信实，文字流畅，有些经典后虽有新译，仍难以取代，老幼皆宜接受，无论是老大妈小沙弥还是达官贵人，其经文几乎家家有一本，从其译本出现，流传至今经历1600多年而不衰，其家喻户晓的流行程度有目共睹，在中国译经和佛教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玄奘:
贞观十九年（645年），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长安设立译经院（国立翻译院），参与译经的优秀学员来自全国以及东亚诸国。他于长安弘福寺组织译场，开始译经，其后在大慈恩寺，北阙弘法院、玉华宫等处举行。译经讲法之余，玄奘还口授由弟子辩机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一书，全面记载了他游学异国的所见所闻。
公元648年夏，玄奘将译好的《瑜伽师地论》呈给太宗，并请太宗作序。太宗花一个多月时间通览这部长达百卷的佛教经典后，亲自撰写了700多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赞“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仙露明珠，讵（jù，意为“岂”）能方其朗润”，对玄奘评价极高。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贮藏自天竺携来的经像。他花了十几年时间在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玄奘本身最感兴趣的是“唯识”部分。这些佛经后来从中国传往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唐高宗李治对玄奘也十分敬重，曾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
一序一记，均为唐初大书法家褚遂良所书，公元653年刻石立于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又称《雁塔圣教序》。它与后来偃师招提寺王行满书《大唐二帝圣教序》、陕西大荔褚遂良书《同州圣教序》及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而成的《集王圣教序》一起，并称四大《圣教序》。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五月，高宗下敕，要求“其所欲翻经、论，无者先翻，有者在后”。显庆二年（657年）九月，玄奘借着陪驾住在洛阳的机会，第二次提出入住少林寺的请求，“望乞骸骨，毕命山林，礼诵经行，以答提奖”。次日，高宗回信拒绝。显庆三年（658年）移居西明寺，因常为琐事所扰，遂迁居玉华寺，致力译经。显庆五年，始译《大般若经》。此经梵本计二十万颂，卷帙浩繁，门徒每请删节，玄奘颇为谨严，不删一字。至龙朔三年（663年）终于译完这部多达600卷的巨著。
此后，玄奘深感身心日衰，及至麟德元年（664年），译出《咒五首》1卷后，遂成绝笔。同年二月逝世。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他还口述由辩机笔受完成《大唐西域记》。全书记述高昌以西玄奘所经历的110个和传闻所知的28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内容包括这些地方的幅员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不仅是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此书传世版本很多，这三个古本，对校勘、研究《大唐西域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玄奘又奉敕将《老子》等中国经典译作梵文，传于天竺。
中国翻译史的5次翻译高潮各有哪些特点
一、中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经历了五次大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1．两汉至唐宋的译经时期
从两汉至唐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糅合.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入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对我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的医学、天文、算术乃至语言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于发生在我国的中西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还是以传播宗教为主.虽然在佛经译著中也夹带有少量描述外国科学知识的书籍,但不能说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科学翻译活动.因此这一时期的科学翻译充其量只能是宗教翻译的附庸.
两汉至唐宋时期一批著名的译者就翻译方法发表了不少论说,初步构筑了中国早期的翻译理论.例如,释道安主张直译,译文不增不减,只是在词序上作些调整；鸠摩罗什则倾向于意译,常对原文加以改动,以适应中国的文体.他们关于翻译方法的主张,对我国后来的翻译理论发生过持久的影响.比如清代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就可从这一时期的翻译方法的论说中找到渊源.
中国翻译史上有“译经三大家”的说法,指的是：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
1) 鸠摩罗什（344-413）：东晋后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评论说,鸠摩罗什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说明在译文中仍然可见原作之神情.鸠摩罗什的译文为我国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2) 真谛：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应梁武王之聘来到中国,译经达49部,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甚大.
3)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唐代之后,译经在中国虽不曾中断,但规模均无法与唐代的盛况相比.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
明代万历年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标志着中国译著的方向性转变.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于修历的目的,对翻译西方历算书籍感兴趣.1629年朝廷设立了历局,组织传教士与我国历算知晓人士系统编译数学和天文书籍.徐光启、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识之士,一方面自身喜爱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力图以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奉旨参与历局译书之外,还翻译了西方几何、测量、算学、农业、水利、机械及哲学等有关书籍.
明末科学翻译活动启动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触.明末科学翻译是中国少数有识之士企图冲破长期封建保守与夜郎自大的氛围,自觉睁眼看世界之始,不仅与西方传教士热衷传教的翻译目的不同,还不断面临保守官吏顽强的阻力.由于朝廷支持不够,译人不足,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尚未形成,致使当时已传入我国的一大批西方书籍未能得到译传,使我国错过了一次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极好机会.
严格地说清初的科学翻译活动主要是围绕康熙皇帝的个人兴趣开展的.他利用传教士翻译了少量关于天文装置、历表及地理、数学等书籍.但这些译稿仅束之内廷高阁,对民间丝毫未产生影响.清初中国翻译唯一有影响者是薛凤祚.他与传教士穆尼阁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对数、天文和三角方面的书籍,使这些知识在民间得以及时传播.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译著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林纾和严复.林纾（1852-1924）字琴南,光绪年间的举人.他与一些英美人士合作,译出欧美文学名著达16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有趣的是林纾不懂英文,是由他人口述给他听,然后由他笔录并整理出来.林纾的译著中遗漏删减之处甚多,但可读性很强,对介绍西方文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译作第一次使中国读者接触到西方文学作品,引起了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同时也打破了章回小说的旧格式,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是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大家.从光绪24年戊戌变法失败到宣统三年,严复潜心译书,译作多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学说,显然有向国人介绍西方进步思想之意.所以,严复又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译著主要有《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已权界论》（On Liberty）.严复提出的“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译标准,流传至今近百年仍为许多译者所推崇,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五四运动至建国前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马列主义经典《***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陈望道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达译）,世界文学名著《莎士比亚剧本》（梁实秋译）和苏联文学作品《死魂灵》、《毁灭》（鲁迅译）.该时期译作的典型特征是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从而使东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扩大到了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翻译事业的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毛泽东选集》.我们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翻译水平大大提高,对翻译的标准也达成了共识.我们把外国的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的国情和发展情况介绍到国外.
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屈指算来17年,实际上真正繁荣的也就是五十年代.那十年的翻译工作,重点放在译介东西方的文学作品上,所译作品的数量远远比不上今天.但由于组织得力,狠抓了计划译书和提高翻译质量两个环节,因而译文质量普遍较高,涌现出一大批名著名译.（孙致礼,1999,2）
5．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从七十年代开始至今仍然方兴未艾的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范围、质量水平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大大超过了五十年代.我国的翻译队伍已不是那时候的数以千计,而是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数十万人的大军.他们所投身的翻译领域已不是文学艺术的“一花独放”,而是社科、科技、军事、外交、贸易、法律、文教、卫生等领域“全面开花”,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首屈一指.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的“地球村”,离开翻译来谈论知识和信息,是不可思议的.此外,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中国若想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学术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而这些合作与交流活动都离不开翻译.
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译经家有哪些？
中国译经史上的翻译家，除了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僧人以外，也有中土的高僧，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译经家有道安和法显两人。道安俗姓卫，祖籍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他不仅是东晋时博学的译经家，还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佛教宣传者和组织者。道安在组织僧众宣讲佛法的同时，制定了沙门以释为姓，以及僧尼赴请、礼忏等行仪规范。他晚年在长安主持翻译了《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毗昙心论》等10部经书，共180卷、100余万字。他还注释佛经并为佛经作序，对阐明经义及流传源流发挥了很大作用。他整理当时所能见到的佛教典籍，编成《综理众经目录》，这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佛经目录。法显俗姓张，山西人，也是东晋时著名的译经家。他不仅在中土译经，还不辞辛苦，西行求法，前后凡15年，游历近30国，从印度、斯里兰卡带回一批梵文经律。回国后又译出《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祗戒律》等，著有《历游天竺记》一卷，记载了游历诸国的见闻。鸠摩罗什翻译经典太美了
鸠摩罗什前343年出生于西域，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高僧，中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又译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意译童寿。鸠摩罗什天生具有慧根，据说鸠摩罗什无师自通学会了梵文，五岁日颂千偈，七岁出家，九岁便能登坛讲经，名闻西域，是名副其实的神童。在后秦的十几年间，鸠摩罗什与弟子翻译了多部大小乘经、律、论，鸠摩罗什培养了众多弟子，著名的有“四圣”，即道生、僧肇、道融、僧叡。在后秦的都城长安，皇帝姚兴在城北大兴土木，为鸠摩罗什盖起了说法的场地--逍遥园。鸠摩罗什在这里开始大量的翻译佛经。皇帝姚兴十分赞赏鸠摩罗什的建议，他立即为鸠摩罗什开辟了译经场地，还特地选派了八百名僧人来配合他的工作。长安译经场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译场。
鸠摩罗时在弟子们的配合下，首次对佛教全部关键词汇都给出了详细准确深入浅出的解释。鸠摩罗什的译经几乎触及佛教浩繁经文的各个方面，他的译著大部分成为中国佛教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就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这位西来的高僧，通过对语言的卓越理解，将印度佛经化作优美的汉语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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