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桢墓志》是北魏中期典型碑刻。虽没有北魏晚期碑刻文字的酣畅淋漓，但因其古朴雄奇，字势奇均，用笔变化丰富。结体中间收紧，左右舒展，既严谨又洒脱，大部分字都有向右上倾斜之感。与传统的“横平竖直”大庭相径。章法上，字与字之间，行于行之前，两两呼应。尽显快意洒脱，又无杂乱之感。本文将从其艺术风格，时代背景，以及对自身的影响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元桢墓志》；艺术风格；影响；探
《元桢墓志》作为北魏宗子墓志之中最早的，历代研究魏碑的学者大多对其展开过研究。主要是是以实用性为主，来进行对其用笔、结构、章法，来进行分析，还有少部分对刻工、历史背景进行探讨。本文立足于之前文献的基础上，对《元桢墓志》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
一、《元桢墓志》概述
（一）、简介
《元桢墓志》1926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邙山，是同期出土众多北魏墓志铭中的一块，刻于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属于北魏中期的经典碑刻。17行，每行18字，共有306字。高71厘米，宽71厘米。现存与西安碑林。
（二）、艺术风格
《元桢墓志》是隶书向魏碑过渡的典型代表。这个时候的书刻大多都是“隶楷杂糅”或者是楷书中带有隶书的味道，这时期的碑刻大多结字比较像隶书，宽礴平正，字略扁。用笔撇捺开张，横平竖直。本文将着重从艺术风格和字形、结构、章法、用笔来进行讲述。
1.用笔
（1）、横画写法
《元桢墓志》里的横，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楷书的，一种是隶的。写的时候没有过多的提按，气势磅礴。比如说里边的“十”字， “大”字里边的长横。切笔入峰，中锋平铺。收笔时略微上调，现在来看于成熟的唐楷好像没有多大的差别。“华”字“年”字的几个横的方向都不相同。入笔的角度也大不相同。表现出了书法的变化丰富性。同时又保留了隶书长横的“一波三折”的表现形式。这样的表现方式在整个碑帖中都没有几个，但是已经初步有了“洛阳体”的样子。并且“横画紧接”已经在这里形成了，比如“春”、“声”这两个字的横画不论是长短，方向，入锋的角度都不同。各有各的姿态。
（2）、点的写法
魏碑之中的点大多用的都是三角形点。出现率高，并且处理的方式各种各样。比如里边的“极”、“庶”、“凝”、“流”用三角的点来表现出金石碑刻的特点。另外，在里边我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有一些字的笔画，它也用了点来代替。比如“庚”的捺画，“第”的? 其中一
（3）、竖画写法
《元桢墓志》中的竖也是拥有百般姿态的。比如长短、粗细、藏锋、露锋、尖笔、圆笔、方笔，还有倚侧。最有意思的当属出锋当向。如果留心观察就会发现，有些字的出锋是在左边的，比如“在”“洋”等。还有从右边出锋的比如“华”“惟”等。竖画的表现形式相对于横画来说变化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挺丰富的，有上边粗下边细的，比如“十”、“年”、“军”也有上边细上边粗的，比如“仁”、“早”。还有两头细中间粗的，比如“降”魏碑就是这样，表面看着好像没什么变化，可是谁又能说清里边的丝丝缕缕
（4）、撇的写法
《元桢墓志》中的撇是我们掌握其特点的需要特别注意的。魏碑之中的撇与唐楷之中的撇又不相同，比较浑厚大气。可以从它的行笔过程、入笔方式、角度来进行探讨。在里边不难可以看出它在行笔过程中应用了多种行笔方式。比如“层”字就是下笔轻，行笔铺毫收笔轻。再看入笔，比如“朱”就是入笔轻，行笔重，收笔轻。有很多字的撇画于它们的长横是两相呼应的，比如“者”“孝”。
（5）、捺的写法
《元桢墓志》之中的捺画可谓千姿百态。有取法楷书的方捺，也有具有隶意的“一波三折”，还有二者结合的。比如“凝”、“水”“定”是楷书之中最常见的方捺。“之”、“是”就是取法隶书的“一波三折”。甚至我们可以发现在唐楷里边，有许多取法也是来自于魏碑。
(三)、结构
《元桢墓志》之中的结构虽然大部分都是左低右高。但是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它每个字的结体都是不一样的。里边最显著的特点有，撇捺来张，气势磅礴。大开大合。比如“大”、“朱”、“凝”等字。也有收得极紧的字与之呼应。比如“军”、“桢”等子。也有少部分是左高右低的，比如“仪”、“式”等字。但是最大的特点还是斜画紧接。
（四）、章法
魏碑之中的章法大多都是一格一字，《元桢墓志》也是。在原碑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还是比较规整的，行与行之间，列与列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又可以看出字与字之间的承接连带关系。通过笔画与笔画之间的穿插与呼应关系来营造变化多样的章法。
（五）、刻工对墓志的影响
说到刻工，那么就得要说一说时代背景了，当时能有这么大规模的墓志的就只有王公贵族。而我的课题《元桢墓志》的主人，南安王元桢，毋庸置疑他是个皇族，而且在当时迁都还起了特别大的作用。所以说，当时为他题写墓志铭的一定是当时很厉害的书家，在书法上有一定造诣的大家。从字的结构，用笔，章法结构的变化就能看出来。而北魏时期的刻工并不是那么厉害，而且古代的工匠，我们应该都了解大多都是世袭的，一般都是子承父业，也没有专门的学校。虽然不发达，但是能够给皇室服务的，也是当时的佼佼者了。虽然受到迁都的影响，但是刻的还是能够表现出书写者的快意潇洒。不可置否存在一些碑别字和简化。还有一些误刻，生硬。总体来说，还是能够轻而易举的看出来魏碑气象就很好了。
二、《元桢墓志》《元显俊墓志》《元景造像题记》综合对比
（一）、历史背景对比
碑刻是书法艺术与匠人的雕刻艺术相结合的。所以我能在了解碑刻作品的时候不光要知道当时的艺术书风，也要了解当时的工匠的体系是否完善。北魏孝文帝改“拓跋氏”为“元氏”，因此元氏墓志是北魏的皇室墓志。以元氏家族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使得死者的墓志在选石、书丹、镌刻等方面都与众不同。大体而言，其选石考究，书写恭谨，镌刻精到。正因为墓主身份的比较尊贵，因而在书法风格上主要表现为平正、温润、和谐、典雅、秀逸、美观，有一种皇室风范。而《元景造像题记》。建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 系营州刺史元景为孝文皇帝及自身并眷属攘灾祈福而建。万佛堂石窟的始建年代与云冈石窟属于同一时期, 是东北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与著名的《元桢墓志》同时，虽然当地离皇城较远，但是还是有高标准的皇家书体样式，应该是碑刻的主人元景的皇族身份有着必然联系。魏碑大多数是直接用刀刻成，刻字工匠个人风格和手法对于最终的碑文影响很大。这从出土魏墓志刻制水准可见一斑。但在洛阳一带，无论龙门造像题记还是皇族贵胄墓志，字体则相对成熟而具有相对统一的标准，称“洛阳体”。[1]
（二）、探究石刻书风
1.同期书风对比
《元桢墓志》、《元显俊墓志》、《元景造像题记》是属于同一时期的三种碑刻。其中《元桢墓志》、《元显俊墓志》是“拓跋氏”后改为“元氏”是皇家墓志形制，而《元景造像题记》是刻于石窟上的。从章法，字行，结构上来看。三者都属于“洛阳体”是魏碑之中相对于成熟的一类。其中《元景造像题记》比之前二者要早一些，其中带的隶书笔意比较多一点，更加古朴大气，气势磅礴。
2.艺术风格对比
从艺术风格上来看，先从相同的来说，三者都是同时期的同一种书体，都属于北魏皇室碑刻，都是比较成熟的北魏魏碑气象。《元桢墓志》、《元显俊墓志》在用笔上，大多都是方圆结合。结构也是中间收紧，两边打开。都有大开大合的气势。
章法上也是整齐化一。字形即有优美之态，又有大气磅礴之势。而《元景造像题记》的书法具有魏碑的一大特点就是“斜画紧接”。其笔意之中颇有“方笔隶书”的感觉。结构紧凑，笔画开张。从其中大致可以窥出一些书法演变过程之中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碑刻的形制与文体
墓志文多刻在单独的砖或石质的方形材料上，放置在墓室棺前或两侧，也有的放在墓室内室门横梁石上。墓志文的内容一般包括墓主籍贯、姓名、身份、身世、年龄和卒期、葬期，以及标帜用语或赞语。这些大量的文字保存下来，为后世研究当时历史留下了宝贵的信息，成为珍贵的文物。《元桢墓志》是一块长宽约二尺的一块方形石碑。记录了南安王元桢的生平事迹，大概是因他因“不能洁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贪欲,殖货私庭,放纵奸囚……”等罪,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所以才只有300余字的介绍。而说到墓志的形制，不得不提的就是《元显俊墓志》了。此志石灰石质，通高35厘米，长75厘米，宽56.5厘米。上面为志盖，用阴线刻满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的龟甲纹样，龟甲中央阴刻正书“魏故处士元君墓志”八个字。下面镌刻着正书志文，计十九行，行二十一字，共三百五十七字。志盖和志文上下相合，正好为一个生动、完整的石龟，而且龟的首尾、四足毕具。把墓志制成象征长寿的龟形，祈求墓主在九泉之下得其永年。这一形制，在北魏墓志中为仅见，后世也极少出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制呢？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元显俊生平，他生于499年却于513年，年仅15岁便早早去世。说他天资聪颖，丰神俊朗。大概是他的父母想替他祈求来世无病无灾。从做出这样独特的一个墓志形制。[2]
（四）、时代背景探寻
北魏是由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氏建立，也是当时南北朝时期北朝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先是成立了代国，后改国号为“魏”。所以就有了我们后边所知的北魏。后来拓跋一族统一了北方。拓跋硅继位后，开始学习汉族文化，学汉人称帝，使用天子仪仗。重用汉人官员。使用汉人文字。并开设学堂广招学子学习四书五经。
可这南北朝时期的北魏王朝，是个极其特殊的王朝，其民族融合却与任何朝代都相不同。他们不只自觉地、主动地、有意识地和汉人融合，而且把民族融合看成是一件政治大事。因此自称是黄帝之后，所建北魏是正统王朝，其民族融合便是一种政令性的融合，即强制性的融合；也就是融合也得融合，不融合也得融合，不允许任何人有选择的余地。因而其融合速度之快，融合范围之广，融合之彻底，对社会影响之深，可称是史无前例。他们的这一融合，不只医治了十六国之乱的创伤，改变了北魏国家和民族的性质，为隋唐的大
统一和盛世创造了条件，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南北文化的一个大融合。所以才有了后边这种多元的诗词歌赋。即有汉人的细腻精致，也有游牧民族的豪放不羁。鲜卑人最令人敬佩的就是他们能够自上而下的接受的文化，特别是皇室也改为汉姓“元”。才促成了这一次文化，政治的大融合。
三、对现世书法的影响
（一）、对现世书法的影响
魏碑作为南北朝时期楷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元桢墓志》作为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魏碑虽然发现的比较早。在每个朝代都有传承。在唐朝也可以从褚遂良、颜真卿的书法中窥到一些。那为什么魏碑是到了清朝才开始兴盛呢？在此，我总结了以下几点：1、受晋朝书法影响。当时的人都热衷于学习王羲之，虽然也有人从魏碑中取法，但是这也只是个人爱好，并没有人系统的学习过，没有形成学习的风气。2、科举制度日益完善，而科举的字要求端庄，美观，标准，规范。说像现在的打印也不为过。而古代文人为官就只有科考这一条路。所以就限制了书家的发挥。直到清朝嘉庆年间兴起了金石考证，出土了大量的南北朝碑刻。而当时的人们又想打破这种形势。然后就掀起了学习魏碑的热潮。而魏碑的特点鲜明，又因为是碑刻，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挥。打破了之前那种“规模化”的书法学习形态。而魏碑的大气磅礴，自然恣意比较符合当时书法家的审美。
而书法发展到了今天，不少人以入了多少次展览为荣。书法成为了一些人追逐名利的工具，谁的书法作品获奖了，那么他就的风格就成为了争相学习的对象。评委的审美决定了书法的艺术性。成为了书法的引领。这样就给其他人一种潜意识的就以为这样才是好的，就限制了自由创作的发展。然后就有了大批的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而太过去注重书法的行式。魏碑书法的审美特征便成为了书法家取法的方向。但是一些书家为了标新立异，想方设法在字形、笔法、墨法、章法上做文章，随意发挥，进行字体变形、错位等有违常规的处理，不惜打破传统文人的典雅书风，使书法字体变得扭曲怪异，并以此来体现异乎寻常的古怪之美。[3]这还是之前的魏碑吗？我觉得不是了。我们是不能固守成规，但是也不能过于夸张。不能因为它可以自由发挥，就把魏碑的古朴大气，丢掉。
（二）、对自身的影响
从2015年接触书法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从入门都喜欢上这个艺术，虽然跟别人比起来没有学过多久。但《元桢墓志》作为我第一个临习的魏碑，到后来想把它作为我毕业创作的楷书书体。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心得的，在这个过程中，光追求大刀阔斧的金石气是不行的，这样的掌握不好就容易刻板，也不能过于追求精致秀美的书卷气，这样会丢了它的气势，在《元桢墓志》里我目前学到是就是，字的收放关系，在创作中不仅要注意有舒展的字，还得有收紧的字为之呼应形成块面，
还得注意墨的浓淡干湿枯。章法也学习了《元桢墓志》的一格一字。就目前还是不能够很好的控制对整的把控。
结语
《元桢墓志》作为南北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代表，也是“邙山体”代表，更是魏碑之中最古的，进现代学者大多研究其的艺术分格。或是与同时期的魏碑一起研究。要是再有一些，传承，形制之类的那就更加完整了。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要仔细观察，魏碑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但是它的本质却没有变。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古朴，自然之美。不管如何，都不能丢掉这一点。
魏字在田字格的写法
“魏”字在田字格的写法是:撇、横、竖、撇、点、撇点、撇、横、撇 、竖、横折、横、横、撇、竖弯钩、撇折、点。组词：魏碑、魏阙、东魏、北魏、魏魏、魏姚、魏台、姚魏、魏彊、丙魏。
造句：
他背后有魏刚的支持。
魏斯顿家清白的血统能让你去糟踏吗？
19日，甘默林将军被免职，由魏刚接任。
赤壁之战决定了魏、蜀、吴三国鼎足之势。
魏斯吞先生是一个泰然自若、脾性轻快的人。
译义
“魏”字读音[wèi]。北魏（386年—534年）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北方政权，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王朝。386年拓跋珪趁前秦四分五裂之际在牛川自称代王，重建代国，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同年四月，改称魏王。398年六月，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魏碑体的发展历程
北魏平城时期是指公元4世纪90年代末至5世纪90年代前期。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从此开始了北魏在平城的历史。北魏皇帝重用汉族士族知识分子，自觉推动了与汉族文化的融合。北魏初年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文教政策，表现出对汉族文化极大的热忱。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之初就“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公元426年“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公元444年，太武帝下《庚戍诏》：“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公元466年“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千”；公元486年孝文帝下诏修建明堂、辟雍。公元489年在平城立孔子庙。北魏统治者的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巩固了统治，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创早了良好的条件。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汉族高官中不乏堪称一流的书法家。北魏初年，朝廷文诰书檄多出自书法家崔玄伯笔下。《魏书·崔玄伯传》记载：玄伯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楷模。崔浩是崔玄伯的儿子，因为擅长书法经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魏书·崔浩传》“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范阳卢渊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北史·卢玄传附卢渊》略云：“初，（卢）湛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卢）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崔、卢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他们所传书法不外乎篆书、隶书、草书、行押、铭石书，就其风格而言当为古朴、厚重、方严、笔力雄健。这就为北魏书法奠定了雄强之风。北魏初年，佛教传入中原，受到北魏皇帝的推崇。《魏书》记载：天兴元年（398）道武帝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武帝时，在崔浩的劝说下，罢黜佛教，迎请嵩山道士寇谦之，道教大兴。“乃使谒者奉玉帛牲宰，祭嵩岳，迎致其馀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太武帝死后，文成帝修复佛法，下《修复佛法诏》：“夫为帝王者，必祗奉明灵，显彰仁道……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置会限。”和平元年（460）文成帝命沙门统昙曜“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从此佛教更加兴盛。经过这番佛道斗法，北魏在平城短短96年的历史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平城时期的著名碑刻中既有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又有道教的碑刻④，这使平城的碑刻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另外，北魏不像南朝一样禁止立碑，这也是使北魏碑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平城书法才得以迅速发展演变，它上承隶书下启洛阳楷书，既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剽悍之风，有渗透了儒家文化的温文尔雅、刚正不阿，同时又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熏陶，呈现出古朴、自然、刚劲、雄壮的风貌。 平成时期的书迹种类繁多，包括碑刻、墓志、造像记、题记、明堂瓦文等。我按时间顺序择要排列如下⑤：
《王银堂画像题名》（406）楷书
《折冲将军薪兴令造寺碑》（436）楷书，新疆吐鲁番出土
《皇帝东巡之碑》并碑额（437）碑文隶书，阳文篆额“皇帝东巡之碑”，民国年间河北易县出土
《大代华岳庙碑》（439)隶书，碑原在陕西华阴县华山
《王神虎造像记》（440）楷书
《朱雄造像记》（440）楷书
《合邑又道继等造像记》（440）楷书
《鲍纂造像记》(442）草率隶书，清朝末年山东出土，现存日本
《嘎仙洞祝文刻石》（443）隶书，1979--1908年发现于大兴安岭鄂伦春旗嘎先洞中
《孙恪墓铭》（451）大同附近出土
《皇帝南巡之颂》并碑额（461）碑文隶书，阳文篆额“皇帝南巡之颂”，1936年发现，现移山西灵丘县觉山寺
《刘贤墓志》（452－465），志文隶书，四面刻，阳文篆额“刘戍王之墓志”，1963年辽宁朝阳出土
《曹天度造像记》（466）隶书
《鱼玄明墓志》（468）楷书
《赵炯造像记》（469）草率隶书，同治年间山东高密出土
《申洪之墓志》（472）隶书
《钦文姬臣墓铭》（474）出土于大同
《光州灵山寺舍利塔铭》（477)楷书，咸丰年间山东黄县出土
《太和造像记》（478）隶书
《冯熙写杂阿毗昙心经》（479）
《太和五年石函铭》（481)楷书，1964年河北定县出土
《邑师法宗造像记》（483）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
《崔永忠造像记》（483）楷书，山东历城出土
《司马金龙墓铭》并题额（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司马金龙墓寿砖》(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晖福寺碑》并碑额（488）楷书，在陕西澄城县
《阎惠端造像记》（489）楷书，光绪年间在河北昌平访得
《比丘尼惠定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7窟南壁
《王伯安造像记》（490）楷书
《富贵万岁》瓦当文（481－490）隶书，在山西大同文明太后永固陵访得
明堂瓦文（486－491）有篆书、隶书、楷书、行草书，1995年至1996年在山西大同城南出土
《僧晕造像记》（492）楷书
《宿光明冢》《王羌仁冢》墓砖，年代不详，草率隶书，1995年，1997年分别在山西大同访得
《吊比干文碑》（494)在河南辉比干墓侧，刻于孝文帝迁都洛阳途中，为平城魏碑画上了句号。
在这些书迹中有《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属于庙堂之作，风格雍容大度，笔势开张，应为当时一流书家所写。作为摩崖隶书的《嘎仙洞祝文刻石》又显得浑朴雄厚。《平国侯韩弩真妻碑》、《刘贤墓志》、《司马金龙妻姬辰墓志》、《司马金龙墓铭》、《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等为贵族官僚墓志，虽较庙堂之制略为草率，但却更显示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刻工也比较精致。而出自工匠之手的《宿光明冢》、《王羌仁冢》明堂瓦文等则显得草率、自然，更能直接反映当时普通大众的书写习惯。
平城时期的书迹上至皇帝驾幸的铭刻，下至平民百姓的瓦文，包罗万象，我们从中可以透视到北魏平城时期书法的方方面面，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发展演变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些北魏平城的遗迹中，既有隶书又有楷书，而且各自都有相当的数量和规模。从字体来看，篆书多为碑额，墓志多为隶书，造像记多为楷书，当然也并非全部如此⑥。从它们的时间顺序上来看，隶书、楷书的顺序时前时后，明显地表现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所呈现出的独特风貌。我们从这风格各异的书迹中可以看出：随着北魏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当时的社会正热切地期盼出现一种具有统一法度的书体。事实上，北魏初期的皇帝也明显意识到规定文字法度的重要性。公元425年，北魏“初造新字千余”，而且太武帝为此还下达了整齐文字的诏令。
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楷、草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字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规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也。今制定文字，事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
－－《魏书·世祖纪》
但是从公元425年以后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来看并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风格法度，这说明风格的形成不是政府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这是一种社会风尚，它需要历史的选择、社会的选择才能形成社会普遍认可的书写规范，从而形成社会普遍的审美共识。 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呈现出“体兼隶楷”的总体特征。隶中有楷，楷中有隶。为了弄清北魏书法的发展演变，我先从几部隶书味较浓的碑刻说起。
从皇帝南巡之颂看平城隶书
此碑刻于文成帝时代，魏书·高宗纪有记载“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臣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失，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刊石勒铭。”
此碑书迹具有明显的隶书特征。横画两端都向上翘起作翻飞状，竖钩平挑，撇画收笔处微微向上翻挑，捺画收笔处平出，字形成横扁状，这些都是典型的隶书笔法。
同时这类隶书杂有显著的楷书特点，笔画方截、瘦劲，横画左低右高向上倾斜，许多字的横折处已不再是平起直下，而改为向左侧倾斜，如“过”字的首笔折处。有的横折则表现出明显的顿挫，如“郡”字中“君”首笔处的折。从结构上看结体凝重，呈欹斜状。
皇帝南巡之颂所表现出的特点使其在研究隶书向楷书过渡方面具有了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其中掺杂的楷书特征会使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些楷书特征我们可以在稍后的“龙门四品”和邙山墓志中明显地找到他们的影子。从笔画的方峻顿挫到结体的欹斜凝重都与“魏碑体”楷书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这种风格的碑刻在北魏平城时期还见于《皇帝东巡之碑》，而在其后的《司马金龙墓铭》中《皇帝南巡之颂》的许多特点得以延续，但有些特点却被明显的抛弃了。例如：横画左侧起笔处的向上翻起已不明显，字体的欹斜度也大大减弱，但仍表现出隶书的特征。可以说楷书对当时的人们已有相当地影响，以至于不自觉的渗透到书法当中，使之“体兼隶楷”。事实上由于北方书风保守，庙堂之制按照惯例都是采用隶书书刻，许多波磔、翻挑以及结构的平整往往都是刻意为之，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启功说：“构造和笔画姿态都想写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笔划无论方圆粗细写得总不像汉碑那样地道。”
《皇帝南巡之颂》为庙堂之制，是记载皇帝出幸的碑刻，当为一流书家所写。《司马金龙墓铭》为贵族墓志，刻工精良，因此这两块碑刻可能代表了当时书法的最新状态，也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书刻者的矛盾心理和惯用的书写习惯。尤其是对方笔的运用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时比较认同的笔法，这对后来洛阳“魏碑体”的形成有着显著的影响。
但是平城时期的隶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风貌，以上所举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其他如《嘎仙洞刻石》的古朴浑厚，《嵩高灵庙碑》的方厚平直，《宿光明冢》、《王羌仁冢》砖文的简直草率都各具特色。
从《晖福寺碑》看平城楷书
《晖福寺碑》是北魏平城时期最著名的楷书碑刻。就其特点而言，仍以方笔为主，棱角鲜明，结体严谨，略有倾斜“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态和曲张之势，茂密的结体现出欹侧的姿致”。⑧所以康有为称它是“丰厚茂密之宗”，在字体结构的避让上已经很成熟，汉末魏晋隶书的影子已经难以找到。
与平城前期最具代表性的隶书碑刻《皇帝南巡之颂》相比，虽然一隶一楷但在风格上却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皇帝南巡之颂》在结体上的严谨、笔画上的方棱锐折在《晖福寺碑》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横画的书写，虽然《晖福寺碑》的书家采用的是楷书笔法但与《皇帝南巡之颂》中的横画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庆”“真”“素”“而”等字里面的横画，其神态与《皇帝南巡之颂》如出一辙。这说明从《皇帝南巡之颂》到《晖福寺碑》的27年中，这种笔法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在楷书当中得到应用。由于不管是?皇帝南巡之颂?还是?晖福寺碑?在当时都应该是最新的笔法，这对北魏书风的演变无疑具有引导作用。
如果我们将其与北魏洛阳的“魏碑体”相比，洛阳“魏碑体”的写法，《晖福寺碑》基本具备。但是不能否定在笔画的舒展开张，撇捺的雄健有力，结体的大开大合，结构的欹侧，气势的雄劲上都远不及洛阳“魏碑体”。《晖福寺碑》的上述特点使其表现出探索者和先驱者的角色。平城楷书对洛阳“魏碑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殷宪说：“洛阳时期的魏碑与平城时期的魏碑同样存在着一个直接的承接关系。就是说，大同诸多形式的魏碑、铭石、书迹，对于洛阳的诸多造像记、墓志铭，在时间上是一个早与晚的关系，在书体、书风的生成和发展上，则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
当然平城时期的楷书仍残有明显的隶意，这在《邑师法宗造像记》以及明堂瓦文所发现的楷书中有明显的体现⑨。 公元477年孝文帝亲政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革衣服之制”，禁穿胡服，改穿汉人服饰；改变鲜卑人籍贯“代人南迁者，悉为洛阳人”；以汉语为“正音”；改鲜卑复姓为汉人单姓；促进鲜卑族与汉人士族高门的通亲。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促进了胡汉民族的融合，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推崇，也使北魏形成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风尚。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一批南朝汉人知识分子北迁，给北魏书坛带来一片新的生机，北方相沿已久的保守书风便悄然发生了变化。
因此北魏后期的很多书家有出仕南朝的背景。如《魏书》记载：陇西李思穆（？－516）“有度量，善谈论，工草隶⑩”；颍川庾道（？－517）“历览史传，善草隶书”；彭城刘懋（？－517）“善草隶书，多识奇字”。这些人都属投北的南方书家，他们所传之草隶应该属于“二王”一派。北魏的这些南方书法家为北魏书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北魏后期，南方的字书《小学篇》传入北方，北魏后期的贵族子弟以学习《小学篇》为荣耀。《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元澄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学王羲之《小学篇》⑾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小学篇》传“二王”之法，而且书风上比北朝传统的识字书《急就篇》新妍，当为鲜卑贵族所推崇，这样就使南朝书风渗透到北魏书刻的血脉之中，为洛阳时期产生新体楷书并且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础。
⒉洛阳“魏碑体”
北朝书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纳南方新妍书风，终于在洛阳时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楷体－－“魏碑体”⑿。
我们可以从以邙山墓志和“龙门四品”为代表的洛阳碑刻中看到这种具有统一风格的“魏碑体”，他们一改北魏平城书风的古拙、朴茂，呈现出新妍别致的书风。险峻奇伟、惊心动魄、体态新妍、结体严谨。确实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
以《元桢墓志》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楷书多用方笔；横画出锋，收笔下顿，横画向上倾斜；撇画突出，收笔平挑；捺笔雄壮，收笔平出；竖多下顿后向左平出；斜画紧结，字形横扁，且整体呈欹斜态势。笔法刚劲、潇洒，撇画捺画突出，如长枪大戟，刀砍斧凿，给人以遒劲雄壮之感⒀。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古今中外唯南碑与魏为可宗，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昏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⒊北魏后期“魏碑体”地发展
随着汉化改革的深入，胡汉融合的加强，南朝书风的不断传入，这种刚峻奇伟的“魏碑体”楷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笔画渐趋圆润、端整、秀雅，方圆兼施。
魏行书怎么写
一、魏的行书写法：二、魏的释义：
1、周朝国名（前403—前225）。
2、朝代名。三国之一（220—265）。
三、魏的组词：
北魏、魏碑、魏阙、阿魏、魏紫、魏氏、王魏、元魏、魏魏、魏家、韩魏、魏珠、魏科、姚魏、魏花、魏观、魏台、魏妃、二魏、魏草
扩展资料
一、字源演化：小篆、楷体
二、异形字：
三、相关组词：
1、魏科[wèi kē]?
高科。指状元。
2、王魏[wáng wèi]?
北齐王昕与魏收的并称。
3、魏紫[wèi zǐ]?
牡丹花名贵品种之一。
4、房魏[fáng wèi]?
唐太宗时名相房玄龄与魏徵的并称。两人皆出河汾门下，并为唐初敢于直谏的大臣。
5、魏王池[wèi wáng chí]?
池名。
魏碑书法入门基本笔画是什么？
魏碑书法入门基本笔画写法特点：1、点的特点：
2、横的特点：
3、撇的特点：
4、捺的特点：
5、折的特点：
6、勾的特点：
7、其他方笔的写法：
魏碑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以北魏为最精，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此时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钟致帅（年青学者，书家）称魏碑“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风。
通俗地讲，魏碑是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的过渡性书法艺术形式，魏碑的先源或雏形，则是洛阳出土西晋《南阳王妃墓志》及西安出土东晋《司马芳碑》（残）之类碑志。
福字魏碑写法
福字魏碑写法为：点,?横撇/横钩,?竖,?点,?横,?竖,?横折,?横,?竖,?横折,?横,?竖,?横。书法在我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文化传播的工具，同时也陶冶着人们的思想品格。书法分类有多种:楷书，隶书，草书，行书,魏碑作为楷书的一种，散发着她独特的魅力.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以北魏为最精，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
此时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钟致帅称魏碑"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风。"魏碑书法对后来的隋和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书家在创新变革中也多从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
魏碑风格多样，朴拙险峻，舒畅流丽。极有名的如《郑文公碑》《张猛龙碑》《高贞碑》《元怀墓志》及《张玄墓志》，已开隋、唐楷书法则的先河。
清代中期倡导"尊碑抑帖"，冲破"馆阁体"的束缚，碑学兴起，书风为之一变。魏碑上承汉隶传统，下启唐楷新风，为现代汉字的结体、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有许多摩崖石刻，并不是先行书丹上石，而是直接在石面上雕凿的，临写时要注意不使刀痕夸张，免生习气。
魏碑名帖有哪些
1、《四体书势》《四体书势》是存世最早和比较可靠的重要书法理论之一，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关当时的各种书体、书史的演变，以及一些书法家代表的情况资料，大都赖此书得以保存。
《四体书势》中，分为：古文、篆书、隶书、草书，并为四种书体论述其起源和一些遗事，加以对其进行评论。其篆书的势赞记，为蔡邕撰写；草书的势赞记为崔瑗撰写；而古文字的势赞和隶书的势赞为卫恒自己撰写。这四种势赞朴茂古雅，工力悉敌，可称其杰出的构成。
2、《笔阵图》
《笔阵图》是论述写字笔划的著作，阐述执笔、用笔的方法，并列举七种基本笔划的写法。旧题卫夫人撰，后众说纷纭，或疑为王羲之撰，或疑为六朝人伪托。因其流传很广，此姑存旧说，仍列为卫夫人作。
《笔阵图》中一个突出的观点，是认为书道的精微奥妙，是难以明言的，所以文章开头便说：“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莫重乎银钩。”把书法用笔之妙，列在“三端”之先；笔势遒劲有力如银钩，重于“六艺”奥妙之上。这和钟繇提出“用笔者天也”，通过用笔来体现天道是一个道理，远非凡庸所能明知的。
卫夫人提出“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她与蔡邕、钟繇一样，提倡“取万类之象”，如文中所谈的七种笔画，好有所象。《笔阵图》中一个最为突出的观点，就是讲笔力。她说：“下笔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
并进一步论定：“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这一书法美学观念，与钟繇的一样，强调笔力与筋骨，为后世书论所广泛运用。
3、《书论》
王羲之《书论》载于朱长文《墨池编》等书。其论既承卫铄，又继蔡邕，重要的是“字居心后”，“意在笔前”之“心”、“意”之说。 “心”、“意”指的是意会、意趣、情韵、情致。
“势”指的是由此“心”、“意”引申而来的对于所书字形的具体审美要求。“势”的把握，就是字的形体的动态美的创造，就是书法主题个性的充分展示，无论是临摹、构思还是创作都是这样。王羲之以“意”评书，这是书法艺术走向独立、自觉在理论上的反映。
4、《采古来能书人名》
《采古来能书人名》为南朝宋羊欣录名，齐王僧虔纪事。建元元年（479），王僧虔根据羊欣所收集著录的书家（包括朝代、郡望、姓名），逐条进行陈述、记录，以进呈齐太祖。
所以《法书要录》题“羊欣撰，王僧虔录”。在进呈此文的同一天，他还向齐太祖进献“民间所有”的书法12卷。《采古来能书人名》即王僧虔《答齐太祖论书启》中所说的“辄率短见，并述旧闻”的“别笺”。
5、《论书表》
《论书表》一卷，叙二王书事、当时搜访名迹情形、所得字数并编次二王书及羊欣书卷帙、旁及纸墨笔砚所宜凡数千言。文气不一贯，疑有脱简。朱长文《墨池编》所载二王书事，即其一节，知此文遭割裂已久，故多不相连属。
龢在宋明帝时曾奉诏与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编次二王书，此表末云“六年九月中书侍郎臣虞龢上”，六年即明帝泰始六年。虞龢的《论书表》品题了宫中秘笈，及奉命寻访、征集到的法书中优秀作品，提供了当时所藏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各家的卷数、字数以及拓书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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